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方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不仅在璀璨的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而且在世界文化中也占据独特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提升到同等重要位置后，学术界关于文化自信的理论研究成为热点，并取得丰硕的成果。本文首次提出方志文化自信概念，并就方志文化自信提出的背景、何有方志文化自信、何为方志文化自信、何需方志文化自信，以及如何建立方志文化自信等问题作系统论述。
一、方志文化自信提出的背景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以及文明的影响力、扩张力、号召力都与国家的国力、民族的强弱息息相关。“每一次文化自信的提振，都伴随着国家的强盛。”[2]汉唐盛世，国家统一，民族融和，中华文化自信呈现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引领世界文化发展。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西方文明成为主导文明，欧美人普遍认为西方的“光”普照全球，西方标准成为普世标准。而中华民族则国力衰退，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落后挨打的历史动摇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虽然现代新儒家，如梁启超、梁漱溟等无论出于“他觉”还是“自觉”，对中华文化持肯定态度，认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苏”[3]，但是“全盘西化论”、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潮在部分国人中间滋生蔓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近年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认可度不断提升，中华文化自信的提出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更加频繁，文化的作用日益凸现。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对称，在世界范围内，中华文化话语权还有待加强。在新的世界形势与国际背景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必然要求。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方志文化自信的提出当是时代的必然。
（一）文化自信的提出
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党中央从对世情、国情、党情和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把握中，不断深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提出了“文化自信”，这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4]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5]第一次明确要求要“培养高度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入思考社会主义文化问题，多次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深刻阐述了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重要意义，形成了重要的思想成果——“文化自信”，凸显了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6]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7] 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8] 12月20日，在和澳门大学学生座谈时提出：“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9]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0] 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固本培元，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1] 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号召“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2]这是继党的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之后，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正式将文化自信提升到与“三个自信”同等重要的位置。2017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13]这再次明确了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笃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又一理论创新成果。
（二）方志文化自信的提出
地方志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全面系统地记载一定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在历经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方志编修中，培育形成的方志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独具特色、灿烂辉煌，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方志文化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属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是中华文化的丰富滋养。随着文化自信重大命题的提出，方志文化自信命题的提出也是题中之义，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是对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是对方志学理论的又一次提升。
一方面，地方志海量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为方志文化自信命题的提出提供基础载体。据不完全统计，仅宋元以来历代保存下来的旧志就有8000余种，10多万卷，约占全国现存古籍的1/10，不仅是中华民族，也是全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4]这些旧志“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15]。新编地方志工作大规模开展以来，全国首轮、二轮修志共出版三级地方志书8200余部，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约2.4万部，地情书1万余部等等，[16]形成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这些文献忠实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新中国以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最宝贵的思想源泉和最直接的精神纽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优秀革命文化和先进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英国学者伟烈亚力曾说：“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17]所以，方志文化自信是在强化中华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以地方志海量文献为物质保障，以地方志文化的独特性为依据，以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要内容而提出的。
另一方面，方志文化自信缺失是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首先，作为用方志的大户——学者们对方志文化不自信。梁启超直接指出：“方志中十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18]部分学者认为方志“大半成于俗吏之手”，虽然不乏精品，但是难登大雅之堂。他们认为方志文化的价值在于：“又正以史文简略之故，而吾侪所渴需之资料乃摧剥面无复遗，尤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借，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信息。”可见，学者们虽然重视方志的资料价值，但是忽视其实用价值，甚至低估了方志文化的价值。其次，作为编纂地方志的专业人士——方志人对方志文化也没有形成普遍的自信，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还存在方志文化自馁。主要表现在对方志价值缺乏认同感和自豪感，对方志事业缺乏信心与热爱，对方志文化在文化强国的战略地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缺乏清醒认识或者认识不足，没有形成内在的、强大的、支撑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再次，社会公众对方志的认识与了解更是与方志的社会功用、价值不对称。必须承认的是，目前地方志尚未形成普遍的社会意识、家喻户晓的公众意识。[20]社会公众对地方志缺乏认识，对方志文化没有概念，更不用提对方志文化自觉的心理认同、坚定的信念和正确的文化心态。所以说，方志文化自信的提出就是针对“方志文化缺失”“不自信”的存在，有着尤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方志文化自信的基础
方志文化是指人们在方志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收获的总和，所以，方志文化自信必然有其坚实的生成基础，方志文化自信必然根植于方志文化自身的特殊属性。
（一）方志文化的民族性
审视世界不同文明的源流演变，只有中国，建立了专门机构，并以官修的方式，志书的形式，把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状况客观而真实地记录下来，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从而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力托在《中国方志与西方史学的比较》一文中说：‘自宋以来，方志在形式上和内涵上的一致性是惊人的。至于西方，根本没有长期一致的文体，即使一国中的一致性也没有，……而方志的形式则千年未变。’我们一直认为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优良传统。”[21]所以说，方志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具有民族性。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方志文化民族性的突出表现就是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价值。以美国为例，其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地方志的重要价值，在民国时期就有目的的大量收集中国地方志。国会图书馆1916年派施永格到中国大量收集中国旧方志，1928年设立东方部，继续主动派人深入中国各地收藏中国旧方志。美国对中国旧方志的收藏从最开始的收藏各省大行政区域的方志为主，到慢慢开始收集小的行政区域的方志，遍及各个省、市、县、镇的方志。仅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中国历代旧方志达4000多种，哈佛大学燕京大学图书馆收藏3858种，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收藏5558种，犹他家谱学会图书馆收藏5193种，等等。[22]对于新方志，美国也充分肯定其价值。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曾这样介绍：“对于中国现在编修的各种新志，特别是对一些小型志敞开收藏，‘不管什么志书都收’，‘见一本买一本，不管它是什么内容’，不管是定稿还是未定稿，都要注意收藏保存，特别是未定稿，很多是用金钱无法购买得到的。”[23]可以说，方志文化是典型的具有民族性的文化，是能够代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
（二）方志文化的地域性
方志，所记都有一定的空间位置，明确的地域范围，无论记事、记人、记物，都离不开一方之地。[24]清嘉庆《上海县志修例》规定，修志“皆以地断，以一地为限”。新方志编纂也大都恪守“越境不书”的原则。正如仓修良所说：“地方性可以说是地方志主要的特征。因为方志从他产生之日起，就是以专门记载某一地区史实为职能的一种著作。”[25]所以，方志特定的记事空间范围决定了方志文化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中华民族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各地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传统，每个地区都有其特点，有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开发时间、文化教育、经济发展、社会面貌等诸多不同。方志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能够分门别类、全面系统地加以记载，从而反映这些不同。[26]葛剑雄在《笕桥镇志•序》中对此有深刻的解读：“就宏观而言，笕桥作为一个千年聚落，又处于中国近千年来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不仅积累了大量地方史料，还由境内的遗址遗物和口耳相传保留了很多未见于其他记载的资料。”“就微观而言，某些在全国、全省、全县未必能有详细记录的事物，在《笕桥镇志》却因其在本地所占的重要地位、所起的关键作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得到最大篇幅的记载，留下最详尽的资料。”[27]所以，方志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地域性是方志文化的基本属性。
（三）方志文化的包容性
方志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常变常新。梁启超指出，方志“内容门类之区分，由繁而日趋于简，其所叙述范围，则由俭而日扩于丰，此方志进化之大凡也。”[28]从体例体裁看，方志由图经、政记、人物传、风土记、古迹、谱牒、文征七类“分地记载之著作”，到“隋唐以后，则糅合诸类斟酌损益以为体例也”[29]。即到宋朝，方志定型。元明时期，制定一统志凡例，体例逐渐规范化，清朝体例成熟。
从内容上看，方志从地理、历史、文学的交融，逐渐到荟萃地理学、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文艺学、自然科学等各类学科知识，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涵盖自然、人文等百科各业，“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30]。方志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方志兼容适应规律”[31]，也凸显了方志文化的兼容并蓄，即包容性。
方志文化能容纳、吸收多元文化，与区域内的农业文化、商业文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等单一文化相比较，就呈现出多元化、全方位、综合性的特点。有学者指出，方志文化“就展现中国文化的历史长卷和文化风貌，和丰富地方文化及社会史的内涵方面，任何其他文献都是无法与其比拟的”[32]。可以说，正是方志文化的包容性，才使其不仅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独放异彩。
（四）方志文化的功能性
地方志编纂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方志有现实的实用价值，“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33]。方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积淀而成并突显出来的重要特点就是其功能性。主要表现在：其一，历代方志学者编撰志书的目的就是“经世致用”。东晋常璩在所撰的《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中指出：“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34]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说地方志书“事关兴替，理切安危”，明确编写《元和郡县图志》正是为皇帝便于周览全国形势，以达到“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的目的。[35]宋代郑兴裔为《广陵志》所写的序中直言:“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36]。之后元、明、清修一统志，也是有其现实的功用，为了达到“上下相维，以持一统”，突出地方志“系于政而达之于政”的特点[37]。自古到今，地方志工作者编纂志书的目的突显了方志文化“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价值。
其二，中外知名学者大规模使用方志。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根据方志记载的植物分布及花开花落时间的变化，研究中国历代气候变化的规律，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提出“方志时期”(1400—1900年)，即利用数量众多的明清方志，探讨明清两代500年间长江、黄河流域气候变化的情况。屠呦呦从东晋葛洪编著的《肘后备急方》看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从而获得灵感，提出了抗疟疾单体“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奖。据不完全统计，从我国翻译海外汉学研究著作中，近60年来就有孔飞力等20多位美国学者出版了专著，使用了旧志（不含新志）550余种。[38]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作为方志“大用户”，成果丰硕，影响力巨大。他直接指出，在《纵乐的困惑》《秩序的沦陷》等书关注江南地区，就是因为江南地区留有许多笔记和地方志。[39]日本学者利用方志进行科研的例子也是数不胜数，由此可见，方志文化的研究价值以及世界影响力。
其三，方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清初，顾炎武就通过《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的编写，开辟了一条综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的道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方志在规划编制、旅游开发、环境治理、人口控制、历史文化遗产发掘保护等各方面切实发挥了“参谋”“资治”的作用。例如，上海至新疆伊宁的312国道的线路走向，是修志工作者从旧志古驿道的线路走向的信息中，分析得出并被国家交通部门采纳的。《黄山志》于1985年编纂完成，在黄山申报并获准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主编刘秉生利用该志资料，只用40天时间就完成了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蓝皮书，使得黄山成了世界级知名度的风景名胜区。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在北川县城重建阶段，中国城市规划研究规划设计院通过北川县地方志办公室提供的乾隆《石泉县志》、道光《石泉县志》、民国《北川县志》和新编《北川县志》拟订北川新县城四个备选地址，等等。由此可见，方志文化确实具有很高的社会经济效益。
（五）方志文化的资料性
地方志是通过特定的体例体裁，按照存真求实、横排竖写、述而不论、详今略古、详新略旧等编纂原则，记载一定区域内的建置疆域、自然环境、历史沿革、职官典制、社会经济、风土人情、文化艺术、政治军事等，是“一方之百科全书”、“一方之通史”。正如陈桥驿先生所言，“方志的可贵在于资料，方志的生命力也在于资料”[41]。所以，方志文化的第一属性就是其资料性，它决定和影响方志文化的其它属性。
首先，方志文化的资料性体现在记述内容上。“他凡郡之所有，事无巨细，莫不皆然。”[42] “志之为体，当详于史”[43]，司马光视地方志为“博物之书”，在为《河南志》所写序言中说：“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优，无不备载。考诸韦记，其详不啻十余倍，开篇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44]其次，方志文化的资料性体现在体例体裁的运用上。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的综合运用，“实现了综析有度，经纬分明，首尾相顾，多姿多彩的有序排列与合理交织”[45]，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志书内容，即志书的资料，凸显了方志文化资料性特征。再次，方志文化资料性的特征体现在志书的编纂原则上。例如横排竖写原则，即方志横排门类，确保资料的广泛；纵向记述，确保各个历史时期资料的连续，没有断线。述而不论原则，即寓观点于资料之中，没有主观的评论、判断，确保资料的真实、客观。详今略古原则，突出“以当时人、当地人而修当地的历史”[46]，确保最大限度记录当下历史，保存资料。正是有了这种方志体裁及编纂原则，才使各地在各个历史时期各方面的资料得以系统、完整地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