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地域除了长城、石刻、寺塔等不可移动的文物之外，还有许多可以移动的精细之作，“宝贝”级的有“天下第一关”匾额、铁蒺藜与陷马陶筒、胜字火铳、《杨梅传》和烧酒锅等。
“天下第一关”匾额
“天下第一关”巨匾，悬挂在山海关东门城楼西檐下正中。匾长5.8米，宽1.55米。匾上镌刻笔力雄浑、逎劲的5个黑色大字:“天下第一关”。其中“一”字横长1.09米，“关”字竖长1.45米。
从何时有此匾？据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永平府志》记载：“(山海卫)城之东门即山海关，扁(匾)曰天下第一关”，但未记此匾始挂于何时？说明在1599年之前已有此匾。
山海关城有四门，“东曰镇东，西曰迎恩，南曰望洋，北曰威远”。“天下第一关”城楼位置在山海关城东，从明建关起就叫“镇东楼”。在当时，门楼之上挂有门额。
明初至明中叶，以《镇东楼》为题的诗很多，萧显、郑己所作的《镇东楼》具有代表性。嘉靖以后，人们在山海关城楼写的诗极少以《镇东楼》为题，这与镇东楼匾额的变化有关系。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山海关志》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地方志书，其“镇关图”中有“东北第一关”牌坊，而无“天下第一关”匾额。当时的城东门内，路北为兵部分司衙门，厅下有石阶，“阶西为大门，与关门相对，即出入孔道。大门外为兵部分司、东北第一关牌坊各一座。惟正厅、寝室、廊房仍旧，余则郭都黄公所增修者”(《山海关志·建置·公署》)。黄公即黄景夔，正德十六年(1521年)起任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任期三年。如果当时镇东楼有“天下第一关”匾，黄景夔是不会在关下立“东北第一关”牌坊的。因为“东北第一”与“天下第一”无法相比。由此可以推断出，1521年以前是没有“天下第一关”巨匾的。
“天下第一关”的命名，已经佚于记载。但称“天下第一”，一般官员没有这样的资格与口气。明天顺年间，顺天巡抚闵圭来此，赋《山海关诗》诗“幽蓟东来第一关”，他只称山海关是从“幽蓟”到东北的第一关，没敢说“天下第一”。清代，康熙皇帝诗《山海关》，诗中有“重关称第一”之句。这里似乎说的是全国第一，可是在明万历年间就记有“天下第一关”巨匾。可见“天下第一关”的得名绝对不是始自康熙大帝。
据现有史料分析，“天下第一关”的得名与明万历皇帝有关。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版《永平府志》记有: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末，日本自朝鲜退兵。卫玠率明援军也从朝鲜班师回国，驻山海关待命。第二年，卫玠命士兵加固山海关城防，万历皇帝降旨褒奖。谕旨中有“盖此天下第一关也”一句。就这段史料，可为揣知“天下第一关”得名不会晚于此时。
至于万历以前，是否已有某位皇帝或总授朝政的大臣称山海关为“天下第一关”？无可得知。
“天下第一关”巨匾为何人手书？众说纷纭。主要有“萧显说”、“严嵩说”、“佘一元说”、“谭从简说”等。
诸说之中，萧显写匾说占有优势，有的旅游册印有“系成化八年进士萧显所书”字样。
萧显，字文明，明山海卫人，卒年不详。明成化八年(1472年)中进士。历任兵科给事、贵州镇宁同知、福建按察佥事等职。晚年，隐居山海关城北围春山，以诗酒自娱。他诗文俱佳，尤长于书法。著有《海钓集》。
萧显写匾说，最早见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编撰的《临榆县志》:“天下第一关匾额相传明萧佥事显书”。“相传”二字说明来自民间传说，并非信史。可是民国18年(1929年)编的《临榆县志》竟将“相传”二字删去，印成“额为萧佥事书。”之后，萧显写匾说演绎为定论，成为“系明成化八年进士有名的书法家萧显所写”及“系明成化八年(1472年)进士萧显所书”。这样，“天下第一关”题写的人物、时间都具体化了。很明显，从“相传”直至“成化八年进士萧显所书”，其发展有一条因缘附会的轨迹，带有随意性。
萧显等人的写匾传说，有民间流传。有的故事很美，表现了劳动人民口头文学的创造力。但是，再美的传说也属于文艺范畴，而不是历史。
人们对萧显的热爱是可以理解的。萧显是山海关人，平生廉直，是位乡贤，又是书法家。说他写匾，带有亲切感，也很自然地令人怀有敬意。但感情不能代替史实，巨匾为何人所写，必须实事求是。
近年来，有些文章对萧显写匾说提出质疑。说此匾非萧显题写，并陈述了理由。
其一，早期志书未载。清光绪四年以前的府县志书都有萧显传，特别是明嘉靖十四（1535年）年(距成化八年62年，萧显逝世未久)编的《山海关志》对萧显事迹记述颇详，可是《志》中绝无写匾的蛛丝马迹。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陈绾撰《乡贤祠记》对萧显行迹倍加歌颂，但也无其写匾之事。康熙八年（1699年），佘一元纂修《山海关志》，对萧显逸事有所补充：角山留有萧显的草书石刻，朝鲜使臣经山海关时常登山摹拓，当地群众称此碑为“高丽碑”。如果山海关城楼巨匾为萧显所写，倾慕其书法的朝鲜使臣一定就近临摹，可是《山海关志》中却无此记载。其二，“萧显写匾”的时间与其身份不相称。成化八年（1472年），萧显二十多岁，刚考中二甲进士，尚未授官职。当时，山海关最大的官是兵部分司主事，如无朝廷旨意，这个六品小官员是不敢擅自称山海关为“天下第一关”的。如有圣谕或台阁大臣指示，达官贵人、耆宿名儒中书法圣手不少，岂能让一个青年进士题写？萧显成化八年写匾说，于理未合。其三，成化八年（1472年），在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黄景夔建“东北第一关”牌坊的前49年，在《山海关志》成书前63年，那时“镇东楼”没有“天下第一关”巨匾。
严嵩写匾说，也久在民间流传。1920年，临榆知县周嘉琛《重修第一关旧额记》，说：“有额曰‘天下第一关’笔力沉雄，与形势相称，游者相传为严分宜手迹。”1933年出版的《榆关抗战史》辑录了日本侵略军侵占山海关的消息、社论和各界通电……书中多处提到日本侵略军劫走“严嵩题写的天下第一关原匾”。
严嵩写匾说与时代背景吻合。明嘉靖中期，蒙古鞑靼、俺答等部落屡次入犯边境。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明世宗起用礼部尚书严嵩为武英殿大学士，入阁掌权20年。他在任期间，曾巡视山海关。他称山海关为“天下第一关”并亲笔题额(严为明代书法大家)，以壮声威，这是有可能的。
“天下第一关”巨匾题写者长期佚名，志书不载，必有隐情。如跟严嵩联系可得到解释，严嵩为著名权相，声名狼藉。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被罢官，严嵩忧愁而死。万历年间，修《永平府志》时，离严嵩倒台时间不长，所以《永平府志》书只记“天下第一关”匾，不能记严嵩姓名。到清康熙修成《明史》，严嵩列入奸臣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们对严嵩的态度关系到大是大非的忠奸名节问题。作为山海关的官吏绅士、平民百姓，谁也不愿意宣扬此匾题字出自权奸之手而使雄关蒙羞。基于这种原因，导致了300多年来匾额的题写者的长期佚名，方志不载。但这只是分析，并非定论。
巨匾为何人所写？除萧显、严嵩说以外，还有佘一元说、谭从简说。佘一元为明清之际人，谭从简为清康熙年间人，两人都是书法巨擘，但在他们生前“天下第一关”巨匾已经存在。显然，巨匾的始写，绝不可能出自二人手笔。
由于“天下第一关”五字见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谕旨，巨匾题写是否为当时人，成了一个谜。
1931年《良友画报》有当时“天下第一关”巨匾的照片，照片上影影绰绰有落款，有人猜想那是书写者的题名。其实，匾上落款是重刻时间及钩摹者的姓名。《临榆县志》有重刻记述：“清光绪五年，因字迹模糊附生王治钩摹重刻，原额藏楼内保存。民国九年知事周嘉琛因此额年久破裂无复旧观，附生杨宝清钩摹另刻，原额存大成殿内保存。”按此说，现在楼外悬挂的匾额重刻于1920年，二楼陈列的匾重刻于1879年，一楼陈列的是原匾。如原匾为萧显所书，当在1472年，距二刻407年；如原匾为严嵩所书，距二刻也有337年。隔了三四百年的木匾才重刻，符合实际情况吗？因而，今一楼所藏是否原匾，自然会产生疑问。
总之，“天下第一关”巨匾题写者的种种传说，反映了人们对巨匾的喜爱与重视。扑朔迷离的历史积淀，正显现了她绰约多姿的朦胧美。是谁题写还有待考证，不能简单地作结论。